〚刘俊勇〛

改写了大连稻作历史；确认了营城子76号墓主人姓名；有望助力沉寂多年的营城子第二地点汉墓发掘报告早日面世……本报特约辽宁师范大学教授、考古专家刘俊勇解读现代科技如何应用于大连考古。

植硅体分析

改写了大连稻作历史

提前到龙山文化早期 即4500年前

2009年《东方考古》第6集公布了山东大学靳桂云、栾丰实教授等对大连市域内新石器时代郭家村、王家村、文家屯遗址和青铜时代于家村、双砣子、小黑石砣子、高丽寨遗址采集土样的植硅体分析结果。所谓植硅体分析，即利用植硅体的原地沉积及其形态上的种间差异等独特优势，对比分析土壤中所含植硅体的大小、形状、种类及丰度，并依此推断其母源植物的种类等，作为一种复原古代植被环境、农业活动以及探索人类活动对环境影响的古生物学方法，如今在考古学中被广泛利用。

上述7处遗址采集的25个土壤样品的实验室分析结果显示，在所有土壤样品中都发现了植硅体，但不同样品植硅体的丰富程度和植硅体的类型存在显著差异。王家村、郭家村、双砣子、高丽寨遗址都发现了比较丰富的水稻植硅体，王家村、双砣子、高丽寨以水稻植硅体为主，同时也发现了粟、黍植硅体。

王家村遗址在小珠山五期（相当于龙山文化早期），发现了包括水稻叶部、茎秆的扇型和哑铃型以及稻壳上的双峰型植硅体等，暗示水稻是当地种植，还发现了较多的粟和黍的稃壳植硅体；郭家村遗址采集土样主要来自郭家村上层（相当于龙山文化时期），发现了水稻和粟、黍的植硅体；双砣子遗址采集土样属于双砣子二期（相当于岳石文化时期），水稻植硅体数量明显多于粟、黍，而且水稻植硅体主要来自叶部或茎秆部分，可以确认为本地种植；高丽寨遗址采集土样属于双砣子三期文化，水稻植硅体占主要地位，有少量粟和黍植硅体。可以确认上述稻为本地种植。

此前确认的稻米出土于大嘴子遗址上层（双砣子三期文化）3号房址。当时认为大嘴子出土稻米是中国东北地区最早的标本。这次山东大学东方考古中心靳桂云、栾丰实教授等对大连地区部分新石器和青铜时代遗址进行的植硅体土样的采集和农作物类型调查，对大连王家村、郭家村、双砣子、高丽寨等遗址土样的植硅体分析结果表明，大连地区在龙山时代稻作达到了相当水平。

靳桂云、栾丰实教授等得出的结论，颠覆了此前辽东半岛南部大连地区稻作最早出现在双砣子三期文化即3000多年前的认识，将大连地区稻作的历史提前到龙山文化早期即4500年前，与山东半岛北部特别是胶东半岛稻作几乎同步，稻作农业一出现在胶东半岛，就迅速传到了辽东半岛南部大连地区。

如此看来，龙山时代的大连地区是处于粟作农业区和稻作农业区之间的杂谷农业地带。这一结论表明大连是我国东北最早种植水稻的地区。一般认为朝鲜半岛和日本的栽培稻，最初都是由中国传入的。具体言之，朝鲜半岛、日本列岛的稻作都是通过长江中下游—山东半岛—辽东半岛—朝鲜半岛—日本九州再到本州（北路）这样一条以陆路为主，兼有短程海路的弧形路线，以接力棒的形式传播过去的，而且这种传播是一波一波地不断进行的。靳桂云、栾丰实教授等的结论支持了中国稻作东传的“北路”说。

CT扫描

确认营城子76号墓主人姓名

解决沉淀17年的谜题

2004年营城子第二地点76号墓出土了一件精美的龙纹金带扣，与其共同出土的有鼎、樽、承旋、盘等青铜器和玉剑璏、兽钮铜印等珍贵文物。铜印是判定墓主人的依据，遗憾的是铜印已锈蚀，仅能辨识出印钮是兽钮，印文不能辨识。76号墓随葬品可谓中国东北地区汉墓之冠，确定墓主人姓名的问题始终萦绕在考古人心头。

17年之后，现代科技终于揭开了墓主人的面纱。2021年，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对铜印进行CT扫描，终于呈现出四字印文，经大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求教于多位专家，初步确认印文是阴文“邵党私印”。至此营城子76号墓主人姓名之谜终于尘埃落定。

锈蚀的印钮经CT三维成像，清晰现出了动物形象，专家初步认为“辟邪”钮的可能性比较大。辟邪是中国古代神话中的形象，源于古代印度梵文音译，意为大狮子，是一种瑞兽，用来作为印钮显然是寓意祥瑞，故此前笼统称之为兽钮、狮钮也是无误的。要说的是虽然私印不受官印对印钮的限制，但也受到汉王朝颁赐边郡民族首领官印通常用兽钮的影响。

考古学并不能解决所有历史问题。汉代边郡民族官员等被赐、改汉姓之例并不鲜见，76号墓主人是汉人汉姓，抑或是当地望族的结论还有待于今后的考古发现。

现代科技

助力大连考古

电子全站仪、无人机、

计算机等广泛应用

如今的考古工作者已不再是一把手铲、一把刷子、一个卷尺……的配置了，现代科技在考古中得到广泛应用。

记得1973年在抚顺高尔山城进行辽宁省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普查培训时，为了准确测量山城的周长，在测量山城缺口处，需要将测绳拉直，那时我负责拉测绳。3月的抚顺仍然是春寒料峭，加之又在山上，更是寒风凛凛，一阵大风刮来，把我手持的里面有数股钢丝的测绳刮到空中，碰到了山口上面的高压电线，登时我一屁股坐到了地上，手上的线手套瞬间变黑变黄，至今右手中指仍留有当年被灼伤的疤痕。

如今，电子全站仪已在考古工作中使用，可采集水平角、竖直角、倾斜距离3种基本数据，通过内部微处理器计算，可得到坐标、方位角、高差等数据，再也不用漫山遍野扯着测绳来回跑了。

记得1977年于家村砣头积石冢发掘基本结束后，需要拍照积石冢全景，主持发掘的许明纲先生鉴于1963年他参加岗上墓地发掘拍全景照片的经验，决定用圆木扎架子在上面俯拍。扎好的木架立在砣头悬崖边上，下面就是嶙峋的礁石和翻卷着浪花的大海。我挂着那台只能通过后面暗窗才能看到胶片数码的120相机，顾及男子汉的面子，咬着牙战战兢兢地爬上架子，拍下了砣头积石冢的全景。虽然清晰度很差，但也只有这一张了。

如今，无人机已在考古摄影中普遍使用，再也不用扎架子爬高拍全景了。

记得那时发表考古报告，绘图是一件相当重要的事，像幻灯机投影或用放缩尺绘制器物图算是比较先进的绘图方法。当年整理长海县广鹿岛大长山岛贝丘遗址、大连于家村砣头积石墓地、大嘴子——青铜时代遗址1987年发掘报告时，为了达到《考古学报》《文物》等期刊和出版社的要求，只能请辽宁省博物馆专家为我们绘图，才得以较快发表和出版。

如今，计算机已用于考古绘图。较之手工绘图，计算机绘图质量和效率更高，不仅省时省力，而且更加精确。计算机还具有储存功能，便于图样的后期修改、储存等。计算机考古绘图大大加速了考古资料的整理和报告发表。相信积压了多年的营城子第二地点汉墓发掘报告一定会早日面世。

现代各种科技手段用于考古，必将助力我们揭示古代大连更加真实的历史，为讲好生动的大连故事提供帮助。

① 大嘴子遗址出土的碳化稻米。资料图片

② 印文CT扫描图像。资料图片

③ 未除锈的印章。资料图片

④ 1976年郭家村遗址发掘。刘俊勇 摄

⑤ 1992年大潘家村遗址瓮棺墓。刘俊勇 摄

⑥ 1977年于家村砣头积石冢。刘俊勇 摄

⑦ 1973年老铁山—将军山积石冢。许明纲 摄